整理者按：颜基义教授197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工作，历任研究生院数学部主任、副院长、党委书记，颜基义教授参与了研究生院的创立工作，参与了国科大 “恢复与改革”阶段（1978-2000年）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实施，是学校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喜迎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于2018年4月16日采访了颜基义教授，并于采访结束后就学校40周年校庆向颜基义教授约稿。此文为颜基义教授专为学校成立40周年创作，现将此文刊出，借以传承校史，弘扬传统。稍后，校史馆会将颜基义教授的采访记录刊出，敬请期待！     

                                                       ——档案馆/校史馆

 

                                                                    

国科大，她那鲜明的改革开放“胎记”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科学院大学成立四十周年

颜基义   2018年5月20日

     在网络上，这样一句话很流行：

    在风口上，马就会飞。

    它生动地说明了时势造英雄的真理，表明了只要把握好总体大势，就会形成难以估计的巨大力量！

    2018，这一年对共和国的意义极不平凡。因为，它标志着“改革开放”整整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四十年，这个数字在历史上仅仅是短暂一瞥，却让辽阔而古老的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整个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

    国科大的前身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后来改名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下简称“研究生院”），改革开放正是研究生院诞生的强力“催生婆”。她的诞生，她的起步，她的发展都和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正是改革开放，让研究生院一步一步开拓登高，不断发展壮大，在短短的四十年里就成为了带有突显“科教融合”基因的高等教育翘楚。

    这是历史的大幸，更是历史的必然。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定要紧紧围绕这条主线。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我将用一些亲历的事情，回过头去看看，研究生院是怎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应运而生的，又是怎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节奏，与共和国的科技和教育事业一同发展壮大的？

    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在改革大潮中破石而生

    国科大的前身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她的诞生就是乘着改革开放的“大风”，呼啸而来，破石而生，不同凡响地来到共和国的大地上。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那段历史的重要节点。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于1977年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科技和教育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当时，我在下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邓小平这次讲话的内容，在校园中广有传闻，对师生员工的激励是很大的。我和大家一样，在心底都滋生着跃跃欲试的冲动。

    邓小平在科技座谈会上的讲话，一言顶千斤，对历史影响巨大，也成为了研究生院诞生的“催生婆”。例如，他说：

        “我是自告奋勇来管科教方面工作的”。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科研，教育部门都有一个调整问题，希望搞得快一些。”

        ……

    请大家注意，在这段重要的历史时刻，有一个事件与其几乎在时间上完全重合，这个事件就是1977年8月5日至8月13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据参加该工作会议的人说，他们深受小平讲话的鼓舞，一边学习，一边议论，一边就研讨出具体行动计划，形成了《关于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并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于9月5日立即报送国务院。该报告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提出在北京设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暂定规模约为一千人。

    我在约二十年前，仔细查阅和对照了小平同志等领导同志的批复的日期，发现从报送到批复仅仅五天。“五天”啊，这是多么快的速度，多么了不起的效率！一个货真价实改革开放的高速度、高效率。同时，这也说明了小平同志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做表率，带头把改革开放“搞得快一些”，用行动号召人们要加倍努力把文革吞噬的时间抢救回来。

    这些，给我们这些当事人的影响特别深刻。

    紧接着，9月10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交《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也很快于月底获得批复。此后不久，严济慈先生便于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冠名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严老当时年已七十六岁高龄，他在这篇文章的末尾这样的写到：

严济慈院长

     严济慈院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我虽已古稀之年，……决心为培养我国年青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竭尽全力。”

    好一个“竭尽全力”！一个年逾古稀的著名科学家就这样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给改革开放注入全部力量，用及其鲜明的态度带头向科技和教育再次发起“冲刺”。

    在遭受文革严重洗劫的科学和教育领域，严老这篇文章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吹拂大地，给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带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用时下的语言来说，严老的文章，不是“招生简章”，却远胜 “招生简章”；不是“广告语”，却具有最令人震撼的力量。

    这篇文章犹如共和国改革开放大地上空一声巨雷，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年轻学子重新奔上科学的道路，去实现深藏心底的梦想。

    实际上，当时已内定由严老后来出任研究生院首任院长，他以文言志，说到做到，将他的晚年完全奉献给我国这个第一所研究生院。奉献给了我国科学教育事业。

    因此，我郑重建议，将严老的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章，全文铭刻在校史馆中，一代一代传接下去，发扬光大。

                                                                                     严老会见李政道先生
  严老观看研究生的作品                                                                                                                                                                张培华与本文作者看望严老
    我调到研究生院，颇有点“改革开放”的滋味

    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员工，听到上述成立研究生院的消息。深受鼓舞，尤其是两地分居的人，更希望调回北京，到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我就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个。

    1978年初春，我回京探亲期间，当时负责组建研究生院的马西林同志找我谈话，说研究生院的筹建工作很急迫，让我立即到研究生院工作。我当然很愿意，但是我说，合肥方面的领导武汝阳还没点头同意呢。他的回答很干脆：这个你就不用担心啦，他的工作我们去做，你立即来研究生院工作。就这样，我于1978年2月就开始正式到研究生院工作，好几个月之后，才去合肥转调动关系。

    后来我了解到，不止我是这样，类似的人还不少。要知道，研究生院里的这种“常态”，在当时社会上，还是属于“非常态”的。这种以“非常态”为背景的“常态”体现了研究生院的改革开放精神，敢为人先的非凡气魄。

    当时，研究生院的地址还没落实，只在中科院机关大楼五层，教育局里挤出两个房间办公，主要用于开展招收研究生的具体准备工作。负责招生的是一位刚调来的中年女同志（名字想不起来了），我只是帮帮“闲”，感到这位女同志很精干，能力很强，但后来不久就调走了。

    从此，我的大半个后半生也就与这个学府不离不弃了。这篇文章的脱稿日子定在“520”，也巧合了“我爱你”这样的隐喻。

                                                                                     研究生院玉泉路校区
                                                                   杨振宁先生访问研究生院，前排左三为作者

    开创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颇具改革开放的工作气派

研究生院早期部分主要领导：张新铭（左三）、张莫棠（左四）、钱志道（前排中）、李侠（前排右三）、张学彦（右一）

    当时，研究生院的领导班子是经由国务院批复的（后来改为中组部批复，例如1979年吴塘同志出任副院长就是如此），院长是严济慈，副院长是马西林、秦穆伯、钱志道、彭平。而党的工作机构是“领导小组”，组长是马西林，不设副组长，成员是：秦穆伯、钱志道、彭平、李侠。

    这是一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团队。马西林来自东北，与主持中科院工作的李昌同志关系密切；秦穆伯来自财经学院，是一位资深老同志，华国锋曾是他的下属（秦老后来逝世时，华国锋专程来参加追悼会）；钱志道则是从中国科技大学调来，早年在延安由于发明创造有功，曾得到毛主席的赞誉和题词——“热心创造”；彭平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从北外调来；李侠也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老领导，文革中蒙受冤案打击，受害很大，但锐气仍在。这批老同志，经历丰富，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和灾难之后，更是踌躇满志，决心要在研究生院大干一番。

    文革后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在这样的环境里组建一个研究生院，比当初组建中国科技大学要困难得多，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的学生，两者比较，感觉鲜明。面对如此困难的条件，这个领导班子，团结一心，分工明确，敢当敢为，硬是在没有研究生院整体培养模式可遵照，没有具体的条规可遵循的情况下，凭借着改革的精神，打造出共和国第一个顶天立地的研究生院，改写了共和国的科教历史。

    关于研究生的考试、招收，以及破格录取，尤其是“两段式”（即研究生院基础课集中培养与研究所导师研究指导）的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拍定，等等这些关键性的业务及学术问题上，都是由严老领衔的“招生领导小组”或“学术委员会”集体研究后拍板决定，行政领导并不干预。

    一旦决定采用“两段式”培养模式之后，研究生院便立即动员所有学术资源，从国内外聘请最顶级的教员和学者来给研究生上课。在这当中，严老更是亲自出马，那结果就是请来了像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大批国外著名学者，那一长串的大师级学者的人名单，让简陋的研究生院成为了学界的硕大的“名人堂”。这在当时的学术领域，简直就是全中国最为亮丽的改革开放的风景线。

    要知道，改革开放的春风初起，文革的“余威”仍盛的很，如果严老和马西林带领的班子没有那种敢为人先、敢做敢为的改革精神，上面那些风光景象怎可实现！

    参加上述研究讨论的成员都是严老亲自从各个研究所选出的优秀研究人员，他们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的顶级权威学者。严老在这些会议召开时，像我们这些研究生院的各个学科部主任都列席参加，并负责协助实施。

    作为领导班子的带头人，马西林同志在研究生院筹建期间，不仅不干涉业务工作，而且努力为严老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他还用大量时间一个一个地走访中国科学院的资深学者，就如何办好研究生院等事宜诚恳地听取学者们的意见和看法。其量之大，其心之诚，令人感动。这些在《马西林日记》一书中都有明确记载。

    马西林同志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他对科学院办研究生院的感性知识，更集成了众多学者的办学智慧，对于整个领导班子协助年事已高的严老办研究生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马西林（左二）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代表团
    我们都知道，在我国高等人才的培养体制中，极其重要的关键因素在于党政领导体制的融合与协调，在这方面，研究生院的在改革大潮中的成功经验，至今仍具有极大地现实意义。

    在研究生的外语能力培养方面，李佩老师大胆地聘用外籍教师，不仅解决了师资问题，还带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当时外籍老师向李佩建议，让优秀的学生向国外申请奖学金，开拓自费留学这条新路子。李佩对此极为赞赏，就向负责此事的副院长彭平汇报，彭老表示同意，坚决支持，并让李佩放心，说如果出了问题，由他来承担。这种态度，充分体现了领导的高视野和大胆魄。

    于是，后来那位外教还为研究生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包括从国外领申请表，帮助把申请信件带到香港去投寄，……。

    细细小流，可以汇成澎拜江河。共和国改革开放催生的自费留学这条大路正是从最初设在原北京林学院南门边上那栋四层楼房里开始的。后来，伴随着李政道先生于1980年在研究生院创导的CUSPEA项目，自费留学这条路就延伸到全国范围了。但它启动的原点，仍是在研究生院，但方位却移到了玉泉路19号。

                                       刘达同志访问早期设在原北京林学院中的研究生院，与李佩等教员在一起
                                                                             李佩与外语部教员在一起讨论教学问题
    鉴于研究生院的办学的基础是“科教融合”，充分发挥“科”的优势，是办好研究生院关键基础。这在建院初期的体现极其明显，回忆起来，至今仍那样激动人心。

    因为像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者纷纷出现在研究生院的讲堂上，他们用最前沿的知识滋润着青年学子。更重要的是，在运作过程中，还体现着“共享”理念和国家情怀。也就是说，很多这样的讲课，都同时发函邀请外校和外地的学者或研究生来参加。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样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和效果。

    为了适应这样的办学背景，确保运作这些高水平的教学和学术活动，研究生院特别成立了一个精干的“学术办公室”，专门负责此类活动。该办公室直接在严老和马西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确保了该机构很有效地发挥了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黄有莘和夏立容等都是这个办公室的主要成员。

    “做正确的事，正确地做事。”这句管理学名句在与研究生院那些年代的实践中业已有生动体现。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那样的年代，研究生院在改革开放的初潮中，其所作所为，不说惊天，也是动地啊。

    难怪李政道先生在看到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研究生院的简陋条件，看到院领导和教员都在大操场上的简陋木板房里办公，却让研究生在楼房里住宿和上课，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些景象让他想起了西南联大，……。

    郭沫若塑像与曾竹韶的故事

                                                                          郭沫若塑像（玉泉路校区）

    郭沫若先生是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一生对“科教融合”式的教育贡献巨大。因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经由中科院批准，决定在玉泉路校园设立郭沫若塑像。此事交由时任办公室主任的江其雄同志具体承办。他后来联系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刻系主任曾竹韶先生，我和江其雄专程前往他的住家（在美术馆附近）拜访，曾老先生欣然答应为郭老塑像。可是他也担心，由于只能按照照片雕塑，这是塑像的“大忌”，容易走样，影响雕塑水准，让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他会尽最大努力做好，因为他对郭沫若先生非常敬佩。

郭沫若像落成揭幕仪式主要参会人员为：郭沫若女儿郭庶英（左三）、谷超豪（左四）、周光召（左五）、郁文（左七）、刘达（坐姿）、马西林（右一）、李佩（右二）、张学彦（右三）、李侠（右四）、张莫棠（右六），致辞者为本文作者。

    为此事，我和江到他家好几次，观看石膏初样等。我们三人拉起家常和老家，发现两个广东人，一个广西人，而且都可通粤语，又多了一份语言亲近感，更感到曾先生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老艺术家。

                                                                                    曾竹韶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曾先生年纪大了，他做出了雕像样品后，由他的弟子照其样子在花岗岩上雕刻。作品完成后，曾先生只在雕塑的背面轻轻地刻上他自己的名字，字很小，也很薄，经过日晒雨淋，现在已经看不大清楚了。

    雕像完成后，曾先生说什么都坚决不收我们的酬金，说这是为郭沫若先生做了一件事，是不能收钱的。这令我们非常感动，最后学校买了整套的“郭沫若文集”送他，欣然收下了。

    塑像底座背面的文字，是由时任常务副院长汤拒非先生书写的，我们请他写上自己的名字，他坚决拒绝。这位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不幸因脑瘤较早就离开了我们，十分可惜。 

                                                                               汤拒非会见来访的杨振宁先生

    我之所以将这一段写出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洗刷，后来的人就不会知道这尊塑像的来龙去脉了。

    在塑像举行揭幕仪式的时候，很多重要的人物都出席了，由我代表研究生院做了大约五分钟的极为简短的致辞。

    斯人已去，雕像仍在，传统长存，初心不忘！

    最后，我用一首五言诗，表达对国科大的衷心祝福。希望国科大发扬传统，继续创新，越办越好。并坚信不需多久，一所充分体现科教融合，睿智包容，创新竞争，顶天立地，这样特点的新型中国式高峰学府，必然会以更加灿烂夺目的姿态昂首挺立在世界的东方。

 

吾国第一院，大潮涌辉煌

 

十月金秋日， 近千学子堂1）。

吾国第一院2），从此路铿锵。

校舍曾简陋， 更堪木板房。

暂立人檐下， 曾居林院旁3）。

导师大风度， 学子求知狂。

朗朗读书声， 名气独一方4）。

恶补大理论， 学识四海扬。

英语亦出众， 过硬双翅膀5）。

心怀强国志， 华夏放新光。

人才啊人才， 科技有保障。

 

改革同国步， 艰难路勇创。

大师自定法， 破格取栋梁6）。

巧定新模式， 教授共商量7）。

师从八方来， 济济在课堂。

激励多提问， 贤师赐果糖8）。

外教同吃住， 共挤小食堂。

自费留学路， 始于吾院闯。

届届学子去， 大潮涌辉煌。

当今国科大， 世人共俯仰。

人才啊人才， 强国有希望。

 注：

    1）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首届开学典礼于1978年10月14日在北京举行。

    2）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是我国成立最早的研究生院。

    3）我院初期曾借用前北京林业学院的一部分校园来办学。

    4）当时在社会上，只要说起“研究生院”这四个字，人们就知道是指我们单位。

    5）指专业与英语均过硬，为尽快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打好基础。

    6）当年“招生领导小组”均由大师级科学家组成，他们是严济慈, 钱三强, 贝时璋, 王应睐, 王大珩, 钱人元, 吴文俊, 朱洪元, 叶笃正, 黄昆。关于“不拘学历，破格录取”的决定，正是由这个“小组”做出的。为此，我院破格录取了一批优秀学生，他们在后来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

    7）在建院初期，是否要给研究生授课存有两种不同意见，在严济慈主持的研究生院学术委员会中，多数人认为应该给研究生上必要的基础课，最终就是按这个意见实施的。从此奠定了“集体培养与导师培养相结合”的这种特有的体制。

    8）当时，研究生还不大习惯在课堂上与国外来的教授进行大胆的讨论，有位美籍华裔教授在讲组合算法时，他专门买了糖果，课堂上谁提问就给谁扔糖果，作为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