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颜基义教授1978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工作，历任研究生院数学部主任、副院长、党委书记。颜基义教授参与了研究生院的创立工作，参与了国科大“恢复与改革”阶段（1978-2000年）的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和实施，是学校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颜基义教授受学校之邀，于2018年4月16日在中国科学院老年大学接受采访，现将颜基义教授访谈实录刊出，以飨读者。

访谈稿经李岳坦、于乐乐整理，由李莉统稿，最后由高随祥总审稿。另外，感谢离退休管理办公室、校友会对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

——档案馆/校史馆

 

颜基义教授访谈实录

访谈时间：2018年4月16日14:30—16:00

访谈地点：中科院中关村 甲78楼 中国科学院老年大学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于2018年4月16日就研究生院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相关重要历史问题，采访了颜基义教授，采访以问答的方式展开，以下是采访实录。

    采访者：为庆祝国科大建校40周年，学校将在雁栖湖校区新建校史馆。为此，我们想就国科大的前身，即研究生院，跟您了解一些历史情况。特别是在2000年，研究生院更名组建时的一些情况。

    颜基义：我于2001年退休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更名。我们把时间倒过来说吧，研究生院从早年的无比风光，后来我们已经深切地感觉到，越来越困难，这主要反映在研究生的培养机制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随着我国的改革发展，研究生的培养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和规范化了，从招生到学位，还有更重要的经费渠道问题无不如此。也就是说，在这方面，国家逐步建立起系统的正规体系，形成了体制性的运行轨道。但是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研究生院，却没能进入这个体系，尽管有中科院雄厚的学术力量作为支撑，但是在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上，受到很大的“牵制”，办学的难度就显示出来了，而且越来越明显。

    除了上述总体运作上的问题外，也还存在一些关键性的弊病问题，例如关于“两段式”培养模式问题。这个模式，是在建立研究生院初期，严济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以改革开放的精神确立起来的，而且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发现这前后两段，缺乏深度的融合。也就是说，培养一年基础教育之后，学生就回所里了，回到所里后就是做论文，做完论文后就毕业了。后来尽管由研究生院发放学位，但是在培养的融合上、关联上，不够密切，两段“融合”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还有，我一辈子都是在学校工作，深知学生的归属感对一个学校的重要性。就如同一个人的家庭一样，儿女们不认这个“家”，那么不就麻烦了吗！研究生一般都是认导师，研究生回研究所归所培养和管理，这在客观上导致整个中国科学院的人才培养缺乏整体上的融合与导向，就会带来“碎片化”的影响。此外，就是研究生与本科生的关系。上面我提到学生的“归属感”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本科生阶段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自己就有极其深切的体会。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的学生，在学校受到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依然在发挥作用。由于学校没有招本科生，这种剥离状态，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容易导致学生对中科院的“归属感”相对淡薄。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科院研究生的质量。现在不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是第一所研究生院，严老威望那么高，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号召学生来读研究生，那影响多大啊，因此那时候，研究生的质量都是全国最好的。但是后来渐渐往下滑，引起我们以及中科院好几届主要领导人的关注，甚至担忧。

    于是，再加上经费问题的掣肘，以及行政管理上的问题等更是具体运作上的问题和困难。随便说一下我们那时的心态，一方面盼望上面给政策，另一方面又很害怕上面给政策，因为那时往往是“只给政策，不拨经费”啊。我们怎么办？只好将整栋办公楼出租，填补一点工资上的缺口。说实话，我们也理解中科院领导的困难，周光召院长就多次讲过这样的话：中科院的存在性，这条定理还没有得到证明啊！

    采访者：研究生院面对这些问题，那当时包括您在内的研究生院领导班子是怎么办的？

    颜基义：怎么办？虽然很难，但必须往前走，从改革创新的路子上找办法。我们基于上面提及的若干问题，力图整改，用改革创新的办法寻找出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求得根本性的解决。当时我就专门组织一个小班子，以年轻教员为主（如胡志强、魏东平等，和已经过世的田铭），加上我们一些老将，范围很小，但是讨论很热烈、很深。在愿景上不仅考虑研究生院的发展，更要考虑中科院的发展需求，把研究生院的办学基础和发展放在整个中科院的系统轨道之中。整个讨论进程，是以研讨的方式推进，一边研讨，一边提出解决的办法。简单地说，研讨的主要结论是，要把“中科院研究生院”办成中科院实质性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办学实体。所谓“实质性”就是从招生到经费等关键性事项，均需正式纳入国家正式系列，并在条件成熟时考虑招收本科生。同时，关于“两段式”培养模式要有具体措施加以深化，那时我们并没有提到“科教融合”这个词，还停留在所院结合与协同上。

    在这个研讨的基础上，我们就给路甬祥院长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个信主要是我刚才讲的几个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思路。同时也提到研究生院从1978年建院一直以来的简要足迹。在这方面，我是一个见证人，既见证了学校的建立、发展与辉煌，也深感存在的的问题，建议是从这两方面展开的。

    后来院机关要调田铭，他曾问我“去不去？”，我说“当然去！只是你要注意做好‘规定动作’，因为我并不担心你的‘自选动作’”。因为，当时田铭他还不是党员。田铭到院机关后，得到路甬祥的重用，我们的信不仅由田铭带去直接交给路甬祥，也把我们的想法较详细地带上去了，并经常与我们交流相关的进展。田铭说，不仅路院长，还有当时的白春礼副院长等也很重视，正在进行实质性的启动。我之所以回顾这些情况，在于说明，在研究生院办学问题上进行实质性改革，这是上下合拍的。到了千禧年之后，经过中科院和国科大后来领导做出的很大努力，进行实质性地更名和改革，时机便成熟了。

    采访者：国科大的前身是研究生院，听说您很早就在研究生院工作了，请您再谈谈研究生院建院初期的一些情况。

    颜基义：是的。关于研究生院的创建，还可以往前再多说几年。说到研究生院，不能不说中国科技大学。我1958年考进科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69年末我就随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合肥。科大虽说地处合肥，但是教员和干部与北京，尤其是与中科院，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北京这边一点点“动静”，很快就传到校园，在合肥校园激起阵阵涟漪。从1975年前后，胡耀邦和李昌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一直到1977年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以及几乎是同时由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会议，更是广受中科大教员和干部的密切关注。尽管当时对科大实施高压政策，依然挡不住科大教职员工渴望尽快恢复教学秩序的那股坚韧的力量。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科大工作会议，就是科学院改革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据说，这个会议一边领会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一边讨论“行动方案”，其中很重要一项行动，就是要在北京建立“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虽然说，我国培养研究生的历史早在大约1955年就开始了，但是作为建制式的集中培养模式，这个报告可算是我国的第一份。中科大工作会议这一条，在中科大的教职员工中反响极为强烈。道理也很简单，除了渴望恢复原有的教育秩序外，还因为一大批人都是家分两地，这正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好机会。我便是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但是当时科大的领导就是不点头放人。

    采访者：那您是什么时候正式到研究生院工作的呢？

    颜基义：1978年年初，我回京探亲，当时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马西林约我谈话，说研究生院正在筹建，工作很需要，你就马上来研究生院工作吧。我一听，这正求之不得呢，当然同意啊。可是一想，科大的领导还没点头放我，尽管我已做好了相应的安排和处置。马西林说，这个嘛，你就不用担心，合肥方面的工作我们去做，你马上就来上班。

    这是我第一次与马西林接触，深感他工作很有魄力，往小处说，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往大处说，这就是一种改革开放的做派。可不是吗，建立研究生院这件事本身就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迈出改革开放的一大步啊，没有敢作敢为精神怎么会有后来的这些作为。

    采访者：在这方面，您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

    颜基义：就以严老1977年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那篇著名文章《为办好研究生院而竭尽全力》来说，它就是在全国范围里公开动员青年学子来报考我们研究生院啊。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的情况，其实连在哪办研究生院都还没落实呢。马西林让我来上班，其实只不过先到院部五层小房间里，协助做些招生杂事。不久后，才在原北京林业学院借用到一栋四层高的一栋楼房，并在其大操场上搭建起一栋一栋组合式木板房，这些木板房就成了后来研究生领导和教员办公的地方。在里面，一年中差不多有近一半的时间都要生煤炉取暖的。那条件虽说艰苦得很，心里却热乎乎的，一点不在乎。因为在那样的简陋条件下，研究生院领导却把相对好的地方，即楼房安排研究生居住和上课。这种把研究生放在“优先地位”考虑的好传统，一代一代延续下来了，这是很荣幸的事情。

    此外，当时研究生院还做了好多开创性的工作，并对后来产生了长远的影响。那时候处于文革的后期，尤其是科技和教育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但是作为我国第一所研究生院，没有明确的招生条例可遵循，那时候严老领着一批科学家，组成“招生领导小组”以及“学术委员会”，其构成人员都是顶级的科学家，开会时我们都列席参加。碰到了什么问题，严老就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决定了就实施。例如，报考的研究生较多，成绩都不错，要不要适当扩招一些？还有就是，有些考生专业科目成绩很好，但是有些课程却达不到要求，要不要“破格录取”？这些问题都是严老在会上带领大家讨论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适当扩招和破格录取是很正确的。我知道一些破格录取的研究生，后来成为了很出色的学者。当时的研究生，学习和生活在那个拥挤的四层楼房里，学习的劲头很足，是一种奋力搏取的精神面貌，给人的印象极为深刻。一层楼的楼道里，摆有几张乒乓球台，那便是研究生课余主要活动的地方，很热闹，生气十足。还有，食堂极小，挤得不得了，尤其是冬天，大家的棉袄上没有不带粥嘎巴的，……。

    采访者：您了解研究生院自费留学的事情吗？

    颜基义：我知道一些，自费留学的事跟李佩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那时候，李佩老师聘请了一些外教来给研究生上英语课。那时候，国家已在考虑外派留学生的问题了，但是外派名额非常少，因为外汇很稀缺。对此，外教和李佩老师一起讨论，外教提出研究生可以自己申请奖学金呀。可是那时候，国家并没用出台自费留学的政策，这样做会不会有风险？于是，李佩就向彭平副院长汇报，彭平回答很干脆，支持这个行动，还表示，若出了问题，他彭平来承担。李佩老师有这样的眼光，彭平副院长有这样的气魄和胆略，才将自费留学这件事发动起来了。彭老平时总是乐呵呵的，小小的个头，很平易近人。然而，在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敢为人先，敢当敢为，令人敬佩。在自费留学操作上也还有不少具体问题，例如如何领到申请奖学金的申请表格？如何将研究生的申请书寄出去？等等，在这些方面，外教都给了很大的帮助，甚至还帮助将申请书带到香港去寄送。

外籍教员给研究生上课

 

外语系李佩教授（右二）等在一起讨论教学

 

    当时，学校请一些像李政道、杨振宁等一大批国外的著名学者来授课。李政道最先来，是1979年4月份，影响极大。他回去以后，四处联系美国的学校，联合起来招收中国的留学生。在此基础上，第二年，即1980年，李先生专程回国启动这个项目，即著名的CUSPEA项目，以物理学科为突破口，把自费留学更系统化了，而且推广到全国范围内招收，影响深远。CUSPEA项目在国内由研究生院和北大两家负责。该项目总的主持是严老和李政道他们两个人牵头，吴塘副院长负责CUSPEA这个委员会里的具体业务。外语由李佩负责，负责进行英语过关考试。

李政道教授在研究生院授课

 

杨振宁教授在研究生院授课

 

    自费留学这件事，先是我们研究生院自发性的打开了这条路子，后来再加上CUSPEA项目，自费留学就成型了，系统了。自费留学这件事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的精神，而它的发起源头，就是在研究生院，它的系统化也是在研究生院。如今，自费留学也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此时此刻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像李佩、李政道等这些开拓者。关于CUSPEA的这个项目你们可以问问华光，因为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自费留学，在教育上开出这一条路子，不仅仅是研究生院的事情，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值得大书特书。如今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像白春礼、南仁东、李小文等等，长长的一大串人名单，都是通过这条路走出来的。

    采访者：请您讲讲研究生院建院初期的教学情况。

    颜基义：研究生院在教学上开了先河，就是指严老等一批科学家敲定的研究生的“两段式”培养模式，要集中对研究生进行培养。于是研究生院请了一大批国际上最得力的教授，到我们这儿来讲mini course，他来的时间也不一定很长，一个月的，两个月的，也有整个学期的。当时研究生院的讲堂上，可以说是大师云集，长长的一大串名单。于是，我们的学子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领略和消化，甚至发展各个学科的学识，涌现出了非常优秀的人才，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果。

    例如关于计算机算法研究的内容，引进的教材都是非常前沿的，于是研究生组织起来翻译。华罗庚就有句话说“深入浅出是真功夫”，深入是重要的前提啊。怎么个深入法？就需要基础牢固，需要跟前沿结合，而“浅出”就涉及到教学方法问题了。让研究生基础教育与学科前沿紧密结合起来，这就是当初研究生院教学的鲜明特点。要知道，那时是刚刚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的，归功于严老及其领衔一大批科学家，以及研究生院当时的领导班子，他们的智慧，他们的魄力。

华罗庚教授（左一）与研究生讨论问题

 

    这些国外学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来讲课，研究生院没合适地方，就在友谊宾馆开课，那时我们去看过，不但北京各个高校的来听，全国外地的专程到北京来听讲，来听李先生的课、来听杨振宁的课、来听其他人的课，这些人不在少数。研究生院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学生，也为全国培养了不少人，很了不起，也颇感欣慰。

    当时研究生院专门成立了个一个机构，负责组织这样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它直接在严老和马西林领导下开展工作。夏立容是其中一位主要成员，前些日子她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有这些内容的详细记载。今天我将她送我的这本书带来了，借给你们参阅，你们也应该去访问访问她。

    采访者：关于新建校史馆中涉及的研究生教育问题，在这方面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颜基义：好的，结合我自己的体会，集中谈谈学风和学习氛围的问题。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科院办学一贯理念，这个理念很重要、很重要。对此，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浸润出来的，有着深切的体会。

    因为，我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学生，后来参与研究生院的工作也比较早，因此，在我的人生轨迹中，这两者具有鲜明的可比性。中科大校长是郭沫若，郭老，还有很多大科学家，他们在教学中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把学生摆在什么位子。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老师占有很重要的位子，这很对，尤其是韩愈《师说》中所说的“传业，授道，解惑”影响久远。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这里只是强调老师的作用和功能，并没有涉及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这跟现代教育还是有距离的。那么现代教育的理念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学校应该把所受教育的学生摆在什么位置上。我们既然是培养人，就要对培养的人充分尊重他们、保障他们，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好好在这个环境中去学习，去发挥他们的才能。

    我的这个体会与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件事密切相关。1958年建校的时候，学校在玉泉路，因为操场小，我们就到隔壁的政治学院，就是现在的国防大学。在那里，郭老带着一批科学家，包括华罗庚等一批科学家，那时候华老是科大的副校长，还有郁文等好些领导，第一次在政治学院大操场和学生见面。当时学生很多，大家都围成一层又一层，后面的学生都没办法看到郭老等。后面的学生也是很直率，嚷嚷着“我们看不到”。当时郭老听到了，马上带头席地而坐，并对前排的学生说“我们都坐下”。这样，大家都可以看见了，听见了，可以交流了。政治学院的操场不是水泥地，是黄土打实了还有小石子的硬土地，郭老和华老他们就是在那样的地面上坐下来。要知道，华老的那个腿还不大好，但他也坐下来。让他那条不大好的腿伸直着摆在地面上。同学们兴奋的不得了，一直鼓掌。这个席地而坐的图像一直定格在我的脑子里，它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学校要把学生放在极其重要的位子。后来我们当老师了，还当上学校的领导，但是这个传统没有中断，一代一代沿袭下来了。

    这个传统从中科大沿袭到研究生院，从林学院一直玉泉路、一直延续到后来，到现在。所以我们都是把学校最好的房子首先给学生，所有的校领导干部都住在木板房。到了玉泉路以后，房子也不够用，我们把现在的办公楼，也是给学生们使用，我们都仍然还在木板房里边办公。

    你讲要建校史馆，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那些是好的传统？依我看，首先就是这个，就是一切以学生为先的传统，这是中科院办学，搞“所系结合”，搞“科教融合”一直都体现这个传统，这是很宝贵的，值得我们好好珍惜。

    去年国科大开学典礼时，我也在主席台上。刚刚开始不久天就下起雨来，白春礼院长立即建议，让开学典礼停止，以免在操场上的学生淋雨。这一举动被广大同学传为“两分钟开学典礼”的美谈。这些，都是这个传统的生动体现。

    采访者：那么，您认为好传统中还有哪些内容？

    颜基义：是师生之间平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首先是平等交流和发问。也就是说，提倡学生不要惧怕发问，不要怕提错问题，在面对一个了不起的老师时，同样不要惧怕和胆怯。

    研究生院刚开始时，课堂上老师问，“哎，同学，有什么问题啊？”却很少有学生回答，都不敢向老师提问，说出自己的问题和想法。当年有个姓韩的美国老师，他讲的课是组合算法，一门很前沿又极有用途的课程，学生都不敢提问题。后来他说他想起了个好办法，去友谊商店买了一些糖果。讲完了以后，谁提问题，我给你们谁扔糖。我还专门到他课堂上去看过，在带动下，课堂上的气氛活跃多了。

    顺着平等的问题，再讲一个著名数学家在研究生院的故事。他名叫格里菲斯，是哈佛教授，与陈省身是好朋友，后来他当了美国数学学会的会长。他讲这个课是一个连续型的mini课程，包括变分学、力学和微分几何，难度较大，学生不多。选课的人从原先的二十多个到后来减少为十几个，再后来就剩七八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减低格里菲斯的讲课热情，课堂上跟他交流的程度和深度更强化了，留下的这些学生都成为很出色的学生。这是在课堂上的情况。在生活上，格里菲斯也在研究生院开了个很不寻常的先例，他主动提出不用学校派车到友谊宾馆接他到位于林学院的研究生院上课，他来去均可骑自行车。后来就给他配个自行车，为了应对路上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给他准备了一叠“双语情境纸条”，一面写的是中文，另一面写的是相应的英文。对此，他非常高兴，因为它不仅可以骑车来上课，还可以骑车逛北京城了。这种师生的平等态度，以及平等的生活氛围，让我们和学生们久久不忘。

    另外，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学校领导人的风度、他们的投入和他们的睿智、他们的气魄，大大推动和促进了学校的发展。首先要提的就是严老济慈先生，前面已经说了不少。严老这一生对研究生院的影响很大，这是他最后一个工作岗位，用自己的人生奉献为我国的科教事业留下一道光彩夺目的风景线。这其中还包括CUSPEA，没有他就很难办的那样成功。还有当时授课的这一批人，包括吴健雄、袁家骝等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是严老出面请的。那时候他是人大的副委员长，有影响有地位，严老说，为了影响大一点，经常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宴请这些学者。所以在办院初期，有一批人的作用都很突出，但是数严老这个人最重要。

    此外，校史要挑出一部分优秀的老师，展示出他们的奉献和功绩。像李佩老师啊，还有一批当年我们自己授予的第一批博士生的导师们啊，18个首位博士的导师，诸如陈希孺、曾肯成等等。历史是人们干出来的，辛辛苦苦奉献出来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这方面一定要展出来，讲好他们的真实故事。

    最后，再补充一下，郭沫若先生雕塑也是值得一提的。当年塑这个像，一方面我们是科学院的研究生院，郭老是科学院开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上面提到郭老对“科教融合”的奉献很大，……。郭老塑像是请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系的老主任曾竹韶来刻。他是个雕塑界的老雕塑家，但是当时郭老已经不在了，只能根据照片来做这个雕塑了。虽然用照片会对塑像的质量影响很大，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事情。而且让我们感动的还有，不论我们说什么，他都坚持不要我们一分钱。后来他跟他的学生一起做的这个花岗岩雕塑，做完以后，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我跟办公室主任江其雄一起到他家里去致谢，把一套郭老的书的全集，赠给他，他欣然接受了。

郭沫若塑像

 

    采访者：关于中科院研究生院和中科大研究生院，这两个名字共用的问题，我看史料写的是1982年，说是党组决定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那个文件。

    颜基义：党组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管文件，院办（可以）去查这件事。我自己是没看到，因为我当时正好在美国。我建议你们采访采访夏立容老师。

    从开始时的名称-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到后来，中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两个名字同时启用，我们对外用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多。但是变成实实在在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路甬祥院长是有功劳的。在加上后来的白春礼院长、丁仲礼校长，这几个人都对研究生院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关键性的作用。国科大的发展轨迹，犹如一条逆流而上的大船，依仗着大大小小的“纤夫”啊！

    总之，在学校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关键节点，是你们值得好好研究的。

    采访者：关于研究生院的成立时间，1977年的时候严老就已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了，按说那时候就应该成立了，为什么现在叫1978年成立的呢？

    颜基义：因为第一届开学典礼是在1978年，主要是按照研究生的开学典礼来算的。严老是在1977年11月20号发表这个文章了，起到一个号召性的作用，而且是全国范围里的影响。那时候，人民日报的影响是很大的。严老的文章一登出去，全国都知道我们研究生院要招生啦，招收研究生啦。很多人看了人民日报以后才决定要报考研究生，才去恶补基础课。当时研究生院七八级研究生的年龄差距比较大，当年报名比例好像是8:1左右还是多少，反正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是开学典礼是在后来研究生入校后举办的，所以按开学典礼算，应该是1978年。

    采访者：基本上就这些，感谢您宝贵的时间。

    颜基义：应该的，祝你们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