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张寿恭,教授,1950年中国科学院首次招考录取的3名研究实习员之一,师从著名晶体物理学家陆学善先生。
为回顾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教育历史,在国科大喜迎40周年校庆之际,校史馆于2018年5月2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黄庄小区采访了已逾鲐背之年的张寿恭教授及其夫人。张寿恭教授介绍了自己1950年报考中国科学院研究实习员的过程和早期在应用物理研究所的学习、实践经历。
中国科学院招收和培养研究实习员,是我国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开端,体现了中国科学院在高层次科研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开创性探索工作。张寿恭教授夫妇的这次访谈内容,客观反映和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科学院在招收和培养研究实习员方面的情况,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现将张寿恭教授的访谈稿件刊出,与广大师生校友分享。
访谈稿经李岳坦、吴宝俊整理,由李莉统稿,最后由高随祥总审稿。另外,感谢校友会办公室、校庆办公室对采访和校史征稿工作的大力支持!
——档案馆/校史馆
张寿恭教授采访实录
采访者: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促使您报考中科院研究实习员的?
张寿恭:1950年秋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中科院应用物理所招收研究实习员,我就报名了。
张夫人:他是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工业学院当物理老师。在报纸上看到应用物理所招收研究实习员的广告。
张寿恭:当时我在北京市工业学院当物理老师。报名(研究实习员)以后去参加考试。当时应用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调到长春当东北分院的院长了,招考我的人是代理所长陆学善。陆学善当面考完我以后就告诉我被录取了。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教物理,他说你可以现在不报到,等学校课程结束了再来报到也行,所以我就在那个学校教书到暑假。1951年秋天,我就到科学院报到,然后就转到物理所来了,当时叫应用物理所。那时还有一个近代物理所,所长钱三强,研究人员有从美国回来的邓稼先,搞原子弹的,是个很有名的人,这是当时的情景。
采访者:我们从史料上看到,1950年中科院总共录取了3名研究实习员,您了解其他两位的情况吗?
张寿恭:中科院1950年录取了3名研究实习员,在北京录取了两个,其中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杨训恺,他是北京铁道学院的助教,我那时候是工业学院的老师;在南京录取了1个,是施汝为录取的,叫李国栋,当时是南京大学电机系四年级的学生,后来在第二年毕业以后也就是1951年才到物理所报到的。所以,我们都是在1951年正式进到物理所的。
采访者:当时研究实习员的培养年限是几年?
张寿恭:当时好像有个五、六年,我由研究实习员改为助研好像是1956年。
采访者:当时做研究实习员期间是物理所的老师在给你们开课吗?有多少位老师在开课?
张寿恭:物理所没有开课。全部是实践,就是做实验。
张夫人:他跟我说的,他进了物理所之后,开始的时候,好多所都一块上课,也有好多大学老师在那儿。当时是一起开课、一起学习,为科研做准备。像量子力学课程就是在那时学习的。当时物理所施汝为他们还没来,还没有开课。
张寿恭:当时应用物理所就是陆学善,没有其他大专家。我跟近代物理所一帮人,在一个小教室里,集体学习量子力学,那时候中国没有量子力学教材,用的是苏联版的博洛辛才夫的量子力学教材。近代物理所一个副研究员叫金星南,他就一边讲一边翻译成中文,当时我就参加他的这个课程。
采访者:您当时大概学了几门课程?
张寿恭:就这个量子力学。后来我就进了物理所搞科研实践,没参加其他课程学习。
采访者:当时没有进行学位授予是吧?是不是有一个评估或者是考核然后再转为助理研究员?
张寿恭:没有进行学位授予。当时可能考核一下,我记不太清楚了。我倒是记得别人的,当时转为助理研究员要在物理所二楼的一个会议室答辩,那时候要请北京大学的黄昆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的教授来面试,通过后才能转为助理研究员。
张夫人:当时制度可能没有现在这么严格。
采访者:您是从清华毕业的,清华和中国科学院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地方?
张寿恭:物理所是做研究工作,实际的。清华做实验那是安排好的,让你练习的,它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不是实际工作。清华做实验是让你练习怎么做实际工作,需要两个人。当时我和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的杨霞村一起做实验。而且清华的实验是有数量限制的,只有五六个。而物理所则没有预定做几个,工作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采访者:当时物理所从事研究实习员的经历给您的一生烙下什么样的烙印,给您一生带来什么益处?
张寿恭:做研究实习员,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基础实验技术学会了,需要什么都能做才行,这是研究工作最基础的,以后随时都用到。
采访者:您来物理所时的待遇怎么样?
张寿恭:当时我们研究实习员好像是一个月56块钱。1956年提了助研以后,一个月差不多到90多块钱。
采访者:您在物理所大概工作了多少年?
张寿恭:我从1951年入所,一直工作到1988年退休,接近40年了。
采访者:您能给我们具体讲一下研究实习员期间做实验的情况吗?
张寿恭:1952年,施汝为先生从南京来到北京。还有一个研究员叫潘孝硕,他参加土改,土改完了,在施汝为到所之后大概一个月到物理所磁学室。他们来了以后,磁学室才开始正式工作。施汝为从南京带了很多箱仪器设备, 有工人就把那些大约二三百斤重的箱子背到二楼,然后把仪器设备都打开安装。施老从南京带来的仪器设备有感应电炉、电阻器、标准电阻、标准电感、标准电压还有各种仪表,很多仪器设备都是开展磁学工作离不开的。还有一些电炉之类的,这些在实验室安装。安装完了以后,好像还缺一些东西,因为我们那时候最早做的磁性材料是铝镍钴,铝镍钴要做热处理,热处理烧到一千三四百度以上,一千三四百以上还在淬火,样品到一千三四百度会氧化。我们就自己搞氢气炉,把样品放在里面,防止它氧化,我们就做这类的实验。
那时候组里头除了施汝为和潘孝硕,还有一个高研叫向云生,施汝为和潘孝硕是搞铝镍钴永磁材料的,向云生是搞矽钢片的。那时候国家经济建设中电力矽钢片需要很多,向云生负责做这个。测量矽钢片损耗性能的一个四四方方的设备叫方圈。向云生自己在那里做方圈实验。那时候矽钢片都是太原钢铁厂生产的,做实验的时候太原钢铁厂还派了一个技术员来跟着学习。
采访者:您在学期间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张寿恭:仪器设备安装了大概有半年的样子,安装的仪器设备相当多。有一个感应电炉是进口的,用起来挺麻烦,因为里面有水银,施老亲演示怎么操作,让我看,包括怎么启动。特别是那个水银,因为有毒,演示怎么清洗,清洗完了,要注意哪些事项,不要撒在地上。还有一个好像是瑞士做的电磁铁,这个电磁铁现在还在物理所陈列,电磁铁是磁学测量必不可少的。施老让我帮他安装起来,因为电磁铁要用电流充电,那时候直流电的用电量很大,就在物理所地下室让工厂的工人装一个电动发电机,用电动发电机带动一个直流发电机,它一启动的时候电流很大,要加一个很大的电阻,以免把线圈烧了。我就学这一套操作,工人一边操作我一边看。电磁铁需要的直流电是地下室产生的,然后送到二楼来的, 接下来要进行测量。施老就告诉我怎么进行测量,要把那个磁性材料做成一个又细又长的圆柱体,把这个圆柱体放到电磁铁里边,两头对着磁极,要对得很正,然后让它突然旋转180°,就测量到一组数据,需要两次数据重复才能记录,电流从小到大来回循环几次再反方向到最大,再正向最大,让它完全饱和了以后再开始测量。然后从最小一点一点测到最大,再反方向从最大电流测到零,然后再反方向,反方向第二次再测,测到零的时候要测得慢一点,测密一点儿,我就学会了这个测量。
将测量数据记录下来拟合出一条曲线,就是这个样品的曲线。施老在这套研究工作上教了我很多东西,他说这个测量的办法,就好像两头是电磁铁大陆,中间一个样品好像峡谷似的,所以叫地峡法。我们还要自己做一个标准螺线管,这个磁场是多少,数值不好定,有一种制造标准螺线管的方法,就是一个圆桶,绕上线,绕上以后,具体是怎么定的,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了。然后它可以定这磁场是多少,是一百、一千或者是一万。那时候的磁场最强到一万或稍微多一点,这是做标准螺线管。还要做热处理的设备,因为样品要热处理。那时候做的材料,热处理挺重要的,热处理的方法不一样,材料的性能就不一样。做热处理的炉子,好像是进口东德的硅碳棒炉子,可以烧到1100-1400℃,在那里边进行热处理。
采访者:您觉得物理所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张寿恭:物理所是科学院里面属于很强的一个研究所,科学院除了物理所还有植物所等其他研究所,当然近代物理所也很强,它们两个所性质不一样。近代物理所是搞高能、原子核的,而物理所搞的是凝聚态物理,当时叫固体物理,是做这方面的,物理所在这方面比较强。当时科学院还有地球物理所、生物物理所,研究的领域都不一样。当时物理所有五个研究组,好像第一个是光学,那时候有个副研叫张志三,没出过国,物理所觉得他资历不够,所以在北大找了一个洋博士,叫赵广增,他名义上是光学组的组长;磁学组就是施汝为;第三组是电学组,叫王守武,是留美回来的;第四组是晶体组,结构分析和晶体组就是陆学善本人;第五组是低温组,是洪朝生,他从美国毕业后到荷兰,那时候荷兰的低温最出色,学完低温回到物理所建立低温实验室。共五个组,光学、磁学、电学、晶体和结构分析、低温这五个研究组,这是当时50年代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