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篮中的故事

——国科大校庆40周年回瞻

原研究生院人事处长    朱庭谟  

       我国的科学技术，及其人才培养，是随着共和国脉搏一起跳动的。旧中国科研力量极为薄弱。到新中国建国前夕，科研机构只有40多个，科研人员不到1 000人，科研成果寥寥无几，新兴学科全属空白。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这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指明了方向。

       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随后迅速发展，建立分院，拥有120多个研究所，集中了全国各方面优秀的科学家，成为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中心。

       1950年8月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这两个组织在团结全国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人才培养是决定科学发展的主要环节。中国科学基础薄弱，为了有效地促进科学研究力量的增长，需要采取正规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合格的科学研究人才。

       1951年6月11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联合发出《1951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正式开始实行统一招收研究生，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开创。1954年6—7月间，中科院起草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1955年8月5日，经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8月31日，由总理周恩来签发命令公布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有关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条例。1955—1965年，中国科学院共招收研究生1518名。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有招生单位81个。但是“文革”开始后，这项工作就停止了。

       今年，是研究生院40周年华诞，她伴随着我国40年改革开放的节拍，从科学的春天里蹒跚走来。我这名与其同行的耄耋之人，顺着她的足迹回首往事，倒也感到特有的情趣。

       1977—1978年期间，我国正处于“劫后重建、百废待兴”及“隆冬逝去、万木萌发”的时令。“四人帮”倒台以后，我国积极进行了科教事业的恢复和整顿，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召开了6000人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提出了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激励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7年9月10日，科技界一个耀眼的奇葩呱呱坠地，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诞生了，当时取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这所研究生院，一出身就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赤贫户”。1978年2月，经国家计委批准，由国务院办公厅主持，召集农林部、中科院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三方协商，并征得林学院同意，以“房地对等交换”为条件达成协议，确定研究生院使用林学院的一栋“林业楼”和礼堂办公区共约9000平方米的校舍，新建家属宿舍5500平方米和50栋活动板房。这是研究生院当时的全部家当。

       1978年11月5日，我到研究生院报到，刚到“林学院”的南大门，就看到一辆从玉泉路开来的“班车”停在那儿，下车人员携带大小提包，向校区走去，我亦随着人群前往。来到目的地一看很惊讶，这哪里是个名声显赫的全国最高科技学府啊?简直就是唐山大地震后尚未撤除的防震棚群落。后来也深深感受到住在其中的滋味儿了：冬天酷冷，夏天炎热，当时全校无论私人或公家就没有一台空调机。1981年夏天，为了抢救金英子（因学校搬家负伤），还是从科学院行管局借了一台老旧的空调机安在病房里，使用28个昼夜后又还了回去。即使有个电风扇一般都是破旧的。1979年夏天，我帮同事搬家，把九岁的女儿放在办公室里做作业，一台无护罩子的坐地电风扇倒下，正好砸在她的头上开了“瓢”，多亏门诊部傅梦渠主任将其送到北医三院缝了十几针，待我回来看见时，都已经包扎完好了。冬天更是难熬，木板房中装暖气根本不可能，只能使用煤炭炉子取暖，一不小心就会煤气中毒，或是引起火灾。特别是那携带幼儿上班的职工，更是艰难，孩子把棉裤尿湿，无衣可换，只好将其放在火炉上烤干，搓巴搓巴再让其穿上。

       我本是一名“大连海军舰艇学院”导弹控制教员，原打算来此仍操旧业，当名教师，但为“服从工作需要”，被分派到本院的“研究生办公室”工作，地点是在“林业楼”一层，为的是便于和研究生一起“摸、爬、滚、打”。

       1977年9月10日，中科院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招收研究生的请示报告》。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中科院与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标志着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终止了12年之后又恢复了。1978年中科院共招收了1 400名研究生，属于我院的883名。

       研究生入学后，学校决定全部驻进“林业楼”，“研办”将其按各所建制编班入学。这些研究生98%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作岗位上。有83%的人已婚，他们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重。有的研究生就因家境十分困难而退学。他们中的文化程度很不平衡：“文革”前大学毕业或基本上完成基础、专业课的占三分之二，只学少量基础课，或是“文革”中的大学生则占三分之一，还有少量自学成才的高中生。他们中有的非常优秀。例如任海沧、徐依协就是高中毕业的插队知青，在农村插队期间，刻苦学习，一举考上我院的研究生，接着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研办”当时抓住这两个先进典型写成题为《春光不负有志人》、《扬起风帆，前进！》和《不使命运的航船搁浅在时代的岸边》三篇通讯，分别在《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和《青年科学家》等报刊上发表。他们的事迹至今还为国内“新长征突击手”、“青年修养”学习的榜样。

       当年，研究生院除了严济慈院长外，还有马西林、钱志道、秦穆伯、彭平、马大猷（兼）、吴塘、李侠等共8名领导，他们为学校的校址选定、搜罗人才、后勤保证、组织教学、招收研究生等各项建设事宜，倾尽了心血，伤透了脑筋。

       当时的各类人才奇缺。1978年的中层党政干部仅有5名，直至1979年底才基本配齐。教师队伍更是“一将难求”了。外语，是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而当时我院外语教师根本不够用。李佩老师，一方面通过学校从外单位调入；另一方面，她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自力更生，招收“师资班”研究生自己培养，仅用两、三年的时间，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就在她的手中诞生了。1980年3月15日，我院受中科院委托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协定，在京合办“中科院英语培训中心”，基本上解决了我院的外语教学问题。

       同样，自然辩证法教学部的师资队伍，也在赵中立、岳林同志开办“师资班”的艰苦奋斗中诞生。

       其他学科的师资已很短缺。因而我院自己老师能上课的就更为珍贵了。当时化学老师颜达宇讲课有点湖南口音，有的学生有意见要求换老师，教务处、教研室都来征求“研办”的意见，当时“研办”力挺颜老师不能换！颜老师为了解决“口音”的矛盾，他把“讲稿”都写成了“大字报”贴在教室四周的墙上让学生抄记。有的学生反应说：“真是‘歪打正着’这样一来我们都能做好一个完整的笔记了！”

       1978年7月5日，我院建立第一个实验室—无线电实验室。但是，实验设备和器材却少得可怜。当时有一台正在使用又比较简陋的黑白复印机，却被吕述望、赵战生老师当成个宝贝，经常到那里去抠搜它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别看他们这种最原始的执着，却是代表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向。

       这里需要浓墨重笔书写的一个群体，就是在建校初期从北京大学或其他高校调来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是当时学校各部门最年轻的新生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过学校培养和个人的努力，个顶个儿地成了学校建设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了校级领导，有的成为教授、副教授或实验室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优秀的教学行政管理人员，为学校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研究生院初期，礼堂就是餐厅，桌凳也不齐全，有人站着、有的端着饭碗坐在墙边在石头上就餐。全校教职员工学生一起上千人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办好伙食，十分不易，加之，当时都实行粮食定量，保证大家吃饱吃好，很有学问。当时的食堂科长周时永、炊事班长张同水，带领炊事班的同志们对食堂工作一片赤诚，他们充分挖掘潜力，做到主副食多样，价钱合理，为满足广大研究生的需求，还设置了小卖部和夜餐。同学们对伙食工作一致叫好。

       研究生院从她开学第一天起，就是班车天天开。汽车队的同志们，实在太辛苦了，他们不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天起早贪黑，食不准时，寝无整觉，可以说，哪一天没有他们的辛劳，研究生院这台机器就转悠不起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整整40个年头了，都是如此。

       这里还要夸一夸门诊部的同志们，初建时只有几个人，负责全院上千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在抢救重伤病员时，不论白天黑夜、狂风大雨，一接任务，勇往直前。这都是我身临其境，亲眼所见，毫不夸张。

       研究生院在林学院期间，虽然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但是，而后各项工作的发展，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要不忘初衷，牢记使命。然而这里终归是个“刘备驻荆州”，不能长久经营下去的。林学院这位“周公瑾”时不时地派人前来讨要。他们无视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文件和共同协商的意见，从1980年10月6日开始，不断在研究生院范围内滋事，阻挠其对校区的修建和正常的教学活动，他们把卡车装上烂木头横在研究生院门口挡道，或是经常停电停水，甚至“打黑枪”，我的脑袋就曾挨过他们气枪子弹的袭击。更为严重的是，1980年11月9日凌晨7时许，林学院数百名学生突然闯进研究生院教学楼（即林业楼）1-3层，强行占领全部教室和实验室，我院教学被迫停课。在研究生院领导多次约请林学院领导协商解决此事无效的情况下，数次报告中科院、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请求解决。在上级领导的积极协调下，1980年12月7日，林学院全部撤出了教学楼，研究生院也于12月8日复课。12月10日，研究生院致函林学院，经双方协商，我院决定让出部分用房，此事才得以圆满解决。